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莫海昕 广州报道
目前，不少城市陆续出台新的生育支持政策，尤其是一些人口问题更为严峻的城市。
12月，江苏南通下辖海安市发布消息表示，在海安常住居民二孩、三孩家庭群体，子女未满18周岁（截止到2022年2月28日），购房时凭户口本或出生证明，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、三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400元的优惠。
海安市并非唯一给予二孩、三孩家庭住房优惠的城市。此前，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提出，对生育二孩、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，在临泽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，并给予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根据调查，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，当面临人口流失和老龄化的危机时，在出台生育政策时更为积极，当地政府也希望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来缓解生育率过低的问题。
“因为这里面涉及大额财政支出，各地都是比较慎重的，政策的效果也还不能确定，所以目前其他地方不会轻易跟进。”杨舸表示。
人口问题严峻
8月25日召开的国常会提出，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，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，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，依托社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，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，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、养育、教育负担。
12月13日，国家卫健委提出，不断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，落实好三孩生育政策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。
目前，从国家到省、市层面，都在陆续出台促进生育的政策，其中重点以延长产假、给予育儿假、兴办普惠型托育为主。其中，一些地方的政策明显更为积极。
今年7月，四川省攀枝花市发布政策，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，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，直至孩子3岁。
9月，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提出，除了给予购房补助之外，还对在临泽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一孩、二孩、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、3000元、5000元的生育津贴；同时，对相关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，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，直至孩子3岁。
12月，江苏南通市下辖的海安市提出，购房时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200元、三孩家庭给予每平方米400元的优惠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出台相关政策的城市，有不少人口问题都颇为严峻。
比如，攀枝花是典型的工业城市，矿产资源丰富，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，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 1212203人，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零时的1214121人相比，减少了1918人，下降0.16%。
临泽县所在的张掖市，根据人口普查公报，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1131016人，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199515人相比，减少了68499人，年平均下降0.59%。
而海安市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，根据人口普查公报，2020年常住人口中，海安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4476人，占32.54%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7175人，占24.84%。
这些地方有极强的动力或压力促进生育，不过这些政策的整体效果能令人满意吗？
“日本对于儿童补贴的力度是非常大的，经过长期的补贴，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已经止跌，且略微有一些上升，但仍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保持极低的水平。所以补贴政策确实有可能提高一点生育率，但是效果不见得有多大。韩国也给予各项生育补贴政策，但是韩国生育率连一点改善都没有看到，因为生育不是简单的问题，背后包括经济环境、文化环境、家庭观念、两性观念等因素。”杨舸表示。
提高生育率需要“组合拳”
这些生育政策到底有何效果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位已经生育的妈妈，了解她们对于相关生育政策的看法。
“我确实关注生育政策，产假更长，有购房福利等都是好的，现在我们目前是一家三口居住，不排除会因为家庭成员的加入换居住环境。”育有1位孩子的李静（化名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，“但生三胎意味着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，这些成本的投入对比一些政策福利，是很难被弥补回来的，毕竟会影响到女性的职业规划、生活质量等。”
李静表示，主要不在于“生”，而在于“养”的过程。因此除非家庭条件、社会环境、学校设施甚至养老条件都有所改善，才会考虑生育三胎。
另一位育有2个孩子的妈妈陈君（化名）表示，她更看重奖金补贴，但是不会冲着补贴去生育。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生育三胎很难平衡家庭和工作，而且养育的成本较高，生三孩的概率“很低”。
杨舸表示，真正的生育率提升，不是光靠补贴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的，而是需要长期各方面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，包括公共文化环境的改善才能达到。各地政策除了延长产假和给予育儿假之外，一个关键还在于普惠型托育的建立。
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相对于长假延长等政策，促进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托育机构的建立。目前，首先需要解决托育机构从无到有的问题。
“普惠其实就是低成本，我们目前的托幼机构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数量不足，相对好的托育园收费较高，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。普惠的关键是‘托底’，也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，可以支付得起相关费用，如果支付不起也有救济的办法。”董登新表示，这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。
但在此之外，托育行业的建设需要按照高质量的标准推进，也需要有相对专业的师资力量。
“提高托幼机构的水平，对于鼓励生育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。短期内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培养大量的专业托育从业者，但可以模仿家政市场，通过专业化的培训来持证上岗。长期来看，还是要有职业化的认证。”董登新表示。
杨舸指出，目前来看，各地出台政策应该“量力而行”，而且需要“抓重点”，比如说普惠型托育，不少家长并不放心把三岁以下的孩子送到托育机构，这时候托育行业就需要保证高质量的发展，而不仅仅是粗放型的扩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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